美食是人生的小確幸

《隨園食單》背後的三部美食史


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給了中國美食最佳的載體。然而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。中國美食文化其實異常“晚熟”:南食、北食直到唐宋時期才逐漸分野,“四大菜系”直到清初才成型,“八大菜系”登場時,中國封建時代已經...

 2020年11月29日
 老饕菜

澎湃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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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第三季海報中國美食的“出挑”似乎理所當然,畢竟五千年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給了中國美食最佳的載體。然而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。中國美食文化其實異常“晚熟”:南食、北食直到唐宋時期才逐漸分野,“四大菜系”直到清初才成型,“八大菜系”登場時,中國封建時代已經走向了尾聲。大多數傳統面點小吃的起源都在唐宋之後(如春卷、燒麥),不少為人所熟知的菜式甚至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誕生(如大盤雞、螺螄粉),街頭巷尾老字號餐館裏動輒上溯千餘年、勾連起秦皇漢武諸葛亮等名人的宣傳文案,只合當茶餘飯後的談資一笑置之,切不可當真了。

如果將中國飲食的發展曆程想像成一個函數,那它的曲線圖絕不是平緩上升型,而是經曆過一段筆直的上升期;如果要在這個上升期裏尋找三個關鍵詞,那將毫無意外的會是:清代、袁枚與《隨園食單》。

食物史:千年食材匯清代

關於美食,中國有兩句家喻戶曉的名言:一是《論語》中的“食不厭精,膾不厭細”;二是《史記》中的“民以食為天”。在大眾視野裏,這兩句話似乎最能代表中國的“美食自信”:前者表達了中國人對飲食的極致追求,後者則說明了中國人對食物的無比重視——然而這種“美食自信”,多多少少算是一種誤讀。

孔子所言的“食不厭精,膾不厭細”,其實更側重於祭祀時飲食的態度而非對味道的追求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,烹飪、碓舂、切肉工藝均相對原始,將“食”做“精”、“膾”做“細”,體現了廚人與食者嚴肅真誠的態度。與此相對,孔子針對口腹之欲多有“君子食無求飽”的論斷,追求食物的奢華精細,本身便與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馳。

孔子的飲食觀背後,是其心懷的禮制。其實中國人與食物最早的聯結不是味道,而是禮儀。《禮記》所言“夫禮之初,始諸飲食”,大意即是“禮儀制度和風俗習慣始於飲食禮”;而據《周禮》所載,周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職責與飲食相關,細品之餘不難發現上古食物與生俱來的森嚴與拘謹。

而司馬遷所引的“民以食為天”,指的也不是百姓對食物的盲目熱情,而是傳統農耕社會生存壓力的寫照。作為農業古國,中國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現了人口生態壓力,這一壓力在締造了靈渠、都江堰、大運河等奇跡的同時,也極大激發了中國人對食材的想象力。林語堂在《中國文化精神》中提及中國人“吃遍了整個生物界”,這背後的血與淚實在一言難盡。

所以,中國人的美食文化並非天然通向“味道至上”。先秦以降,中國飲食與養生、醫療結合得更為緊密,兩漢時期讖緯之學與仙道之風盛行,飲食養生的風氣遠較宴席間的觥籌交錯更吸引士大夫階層。與此同時,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原地區的食材尚相對單一,兩千年之後中國菜系百家爭鳴的盛況,還需要漫長的孕育。

張騫鑿空打響了漢胡飲食交流的“第一槍”,大約在南北朝時期,胡椒隨著連年戰火傳入中原,乳酪、羊肉等食物也逐漸在漢人的食譜中亮相。隋唐時期,中原王朝盛極一時,葡萄酒釀法、熬糖法、胡餅制法及以菠菜為代表的胡食大量傳入,這些新事物令中國朝宴的水准和豐富程度為之一變,也為兩宋時期南食、北食的分野奠定了基礎。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《夢梁錄》《武林舊事》等筆記中的面食點心種類繁多,若無饆饠(亦寫作“畢羅”,一種包有餡心的面制點心——編者注)、搭納、音部鬥(一種油煎餅——編者注)這些胡食“助力”是不可想象的。

漢人胡食畫像磚元明清三代除了飲食的漢胡交融外,海外食材也逐漸引入,辣椒、玉米、甘薯、馬鈴薯、西紅柿、豆角等日後中國菜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都在這一期間登陸。17至18世紀,海內外食材萬川集海,各地烹飪技藝逐漸成熟並體系化,最終形成了“四大菜系”——中國“美食王國”的名頭,終於可以從“禮儀之邦”四個字裏獨立出來。

21世紀的中國人如何能想像沒有辣椒的川菜?如何能接受沒有香菜、小蔥當佐料的面與粉?又有誰沒受過拍黃瓜、番茄炒蛋、魚香茄子這些“百家菜”的滋養?言及於此,可以發現中國美食文化其實異常“晚熟”,三代以降數千年時光仿佛是一場漫長的蟄伏,為的只是在清代迎來了食物界的“寒武紀大爆發”。

食客史:一生知味數袁枚

古代中國對食物的“淡漠”不僅出於食材的緩慢積累、交融,更在於儒家文化對口腹之欲的“打壓”。一方面,孔子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的教誨讓士大夫階層往往遠離庖廚而以修齊治平為己任;另一方面,自漢武帝劉徹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”後,士大夫階層仕途通暢,“學而優則仕”也有著豐富的現實回報。至晚在唐代之前,文人對於飲食之事是少有重視的。

隋唐時期飲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風雖有較大發展,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響下,士大夫階層的追求依然在“提筆安天下、馬上定乾坤”之中,“烹羊宰牛”式的盛筵並沒有孕育出與之相當的飲食文化。

轉折來自於兩宋:從個人角度來看,兩宋文化昌盛導致讀書人與日俱增以至於仕途門檻抬高,同時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難酬。從朝廷角度來看,宋室有鑒於唐朝藩鎮割據之痛,自宋太祖趙匡胤“杯酒釋兵權”始便鼓勵朝臣“擇便好田宅市之,為子孫立永遠之業,多致歌兒舞女,日飲酒相歡,以終其天年”。用舍行藏之下,也不由得士大夫們不將視線轉向飲食了。北宋蘇軾以嗜美食聞名,而其半生謫居的仕途,多多少少也體現了當時的飲食與儒家傳統追求此消彼長的關系。

元朝統一後,漢族士人愈加邊緣化。明清易代,朝廷中樞又多為滿族壟斷,“學而優則仕”的路途不再暢通無阻,文人的興趣自然而然愈加轉向犬馬聲色。張岱在其《自為墓志銘》中明言自己“好精舍,好美婢,好孌童,好鮮衣,好美食,好駿馬,好華燈,好煙火,好梨園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鳥,兼以茶淫橘虐,書蠹詩魔”,其實這也未嘗不是當時文人集體的眾生相。

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“飲食之人”不再被輕賤,於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葉應運而生,而其中最為傑出的,非袁枚莫屬。袁枚少有才名,23歲中進士,次年選庶吉士,隨後曆任沐陽、江寧等地知縣,在此期間結識了“貴人”與“食友”兩江總督尹繼善。不過,袁枚在34歲父親去世後便決意辭官,於江寧小倉山購園置業,並將其改造為“大江南北富貴家所未有”的隨園。

袁枚袁枚盛年隱居在時人眼中未必是最理性的選擇,但有一點可以確定:從這一刻起,時代風潮與人生抉擇將在隨園這一方小天地裏水乳交融,為他成為一名曠古爍今的美食家做好一切准備。

隨園所處的江寧,是當時江南第一大都會,物阜民豐,飲食之風在盛世滋潤下傾向鋪張。當時袁枚非凡的詩才已經名滿天下,以至於“上自朝廷公卿,下至市井負販,皆知貴重之,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”,因遠遊訪友時往往“所至延為上賓”,得以遍嘗珍饈佳肴。袁枚好學,遇到美醪奇饌常常會詢問烹飪之法,甚至不恥於拜師學藝,由此又搜羅了不少烹技食材。購置隨園後,袁枚苦心經營,招募王小餘等名廚,得以將各路菜式付諸實踐並加以創新。詩文、美食、士人一一交匯,隨園很快成為當時文人騷客、達官顯宦們宴集的首選,平日裏客不虛門,大興宴會時更是“隨園一夜鬥燈光,天上星河地上忙”。名噪一時的隨園菜也就在鐘鳴鼎食中成型了。

“不在尋常食譜中”的菜式只能成就隨園菜,但還不能將袁枚推向“食聖”的神壇。真正成就袁枚的,是其源於美食又高於美食的飲食思想。袁枚在《與薛壽魚書》提出“夫所謂不朽者,非必周、孔而後不朽也。羿之射,秋之奕,俞跗之醫,皆可以不朽也”,而他自己則將飲食之道視為堪與周公孔子之為相媲美的事業,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地“每食於某氏而飽,必使家廚往彼灶觚,執弟子之禮”。

能為口腹之欲正名,更能為飲食之道指路。袁枚作詩以“性靈說”為主張,認為詩直抒心靈,表達真意,這一主張也融合到了飲食中:他認為在烹飪之前要了解食材、尊重物性,注意食材間的搭配和時間把握;他反對鋪張浪費,提出“肴佳原不在錢多”,食材之美更在於物盡其用;他將人文主義引入飲食,宣揚“物為人用,使之死可也,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”;他強調烹飪理論的重要性,以為中國烹法完全依廚人經驗不利於傳承,故煞費苦心撰寫《隨園食單》,以求為後世食客廚人樹立典範……

袁枚在《所好軒記》的自述中將“好味”置於諸所好之首,這是個人之任性,又何嘗不是時代之榮幸。

食經史:百代食單問隨園

千年飲食爆發於清代,清代食客折腰於袁枚,那袁枚的食單又收束於何處呢?答案是《隨園食單》。

在幾百年後各色食譜泛濫的時代裏看《隨園食單》,往往會覺得它過於簡單:兩篇“總則”(須知單、戒單)再加十二篇“分則”(海鮮單、特牲單、點心單等),326道菜式的篇幅似乎難以支撐起中國美食大廈。的確,《隨園食單》的偉大只有放在中國食單發展史裏才能洞悉。

傳統儒家思想不允許士人們在物質層面投入太多心力,因此也抑制了飲食專著的創作。漢代以前,飲食典籍均附屬於其他著作,直到三國時期曹操編撰的《四時食制》才作為第一部獨立飲食著作問世。從現存的殘篇來看,《四時食制》僅記載了食材的名稱、特色、產地等,距真正的食單還相距甚遠。

南北朝時,北魏崔浩《食經》中已涉及食物儲藏與部分菜品的制作,虞悰《食珍錄》則記錄了魏晉以降不少烹飪名品,其中部分菜品亦有制法,但簡略到難以操作,如“渾羊設最為珍要,置鵝於羊中,內實粳肉五味,全熟之”。隋唐時期隨著飲食文化的發展,已經有一定綜合性的食經問世,但涉及到菜品部分幾乎為“報菜名”,如謝諷《食經》中諸如“無憂臘”“龍須炙”“浮萍面”等,後人難以反推其烹飪技法。著名的《燒尾宴食單》中對所列菜品有簡注,《膳夫經手錄》甚至還加入了部分典故,但內容依然單薄,不堪後人援引。

兩宋之後雕板印刷技術發展迅速,飲食著述較前朝大量增加,尤其鄭樵在《通志·藝文略》中已經將“食經”單獨分類,體現了飲食文化在士大夫眼中地位的提升。不過,這些飲食著述同樣失之簡略,如現存的《膳夫錄》《玉食批》《本心齋疏食譜》均僅一卷,《山家清供》雖有兩卷百餘種菜品,但其原料局限於雞、兔、鹿、魚等,範圍十分有限。第一部實用性較強的食單要數元朝吳氏《中饋錄》,全書六千餘字,分門別類收錄菜品七十餘條,烹飪方法也較為明晰,如“糖醋茄”:“取新嫩茄,切三角塊,沸湯漉過,布包,榨幹。鹽醃一宿,曬幹,用姜絲、紫蘇拌勻。煎滾糖醋潑浸,收磁器內。”《中饋錄》之後,明代《易牙遺意》《宋氏養生部》的體系性已愈加明顯,如《宋氏養生部》第二卷分為面食、粉食、蓼花、白糖、蜜煎、糖劑、湯水七制,編排已非常規整。

《中饋錄》從《四時食制》到《宋氏養生部》,中國飲食專著的發展曆經千年,但始終沒有在理論層面開花結果。清代飲食產業蓬勃發展,士大夫階層對飲食日益重視,最終在《隨園食單》完成了飲食文化從經驗向理論的最終蛻變。

《隨園食單》序後以“須知單”“戒單”開篇,其中涉及物性、作料、洗刷、調劑、搭配、火候、器具、上菜等方方面面,如“洗刷須知”中的“肉有筋瓣,剔之則酥;鴨有腎臊,削之則淨”,“配搭須知”中的“可葷可素者,蘑菇、鮮筍、冬瓜是也。可葷不可素者,蔥韭、茴香、新蒜是也”,“上菜須知”中的“鹽者宜先,淡者宜後;濃者宜先,薄者宜後”,都是對中國千年烹飪經驗一次開創性的總結與編排。而其中又有創新之處,如“先天須知”中認為“大抵一席佳肴,司廚之功居其六,買辦之功居其四”,“戒單”中將矛頭指向各種形式的鋪張浪費等,對飲食實踐又極有指導意義。

“須知單”“戒單”之後,《隨園食單》以食材將326種菜品分為十四單,分類精細到要區分海鮮與江鮮、特牲與雜牲、水族有鱗與水族無鱗。而在此基礎上,菜品均詳細記載了食材用料、烹飪制法、注意事項,如“湯煨甲魚”條載“將甲魚白煮,去骨拆碎,用雞湯、秋油、酒煨湯二碗,收至一碗,起鍋,用蔥、椒、姜末糝之。吳竹嶼制之最佳。微用纖,才得湯膩”。“纖”即“芡”,這一條“貼士”,不知方便了多少庖丁廚娘了。

除飲食理論與烹飪技法這些“基本盤”外,部分菜品甚至記載了軼事典故與風味點評,如“鹿尾”條載“尹文端公品味,以鹿尾為第一。然南方人不能常得從北京來者,又苦不鮮新。餘嘗得極大者,用菜葉包而蒸之,味果不同。其最佳處的尾上一道漿耳”。又如“程立萬豆腐”中又有“惜其時餘以妹喪急歸,不及向程求方。程逾年亡。至今悔之。仍存其名,以俟再訪”的歎惋之情。

《隨園食單》的考據、文采、廣博,放諸於中國古代文人著述中,的確過於單薄;然而在中國飲食典籍中,卻是一座“通古今之變、究天人之際”的豐碑。千年飲食之發展,袁枚畢生之心血,若無《隨園食單》將其具象化,中國“美食王國”的傳承,勢必要失色不少。

清朝、袁枚、《隨園食單》是中國飲食文化躲不開的三個關鍵詞。揭開中國“美食王國”面紗之旅,還有什麼比《隨園食單》更適合的起點呢?不過時過境遷,作為一本古食單,《隨園食單》對於今人來說畢竟還是多了晦澀,也因此,時不時就會有一本《隨園食單》的今譯本、注釋本問世,以滿足當下“吃貨”們的求知欲。的確,一部經典的古籍就是一個精妙的傳說,很值得後世的“導演”們一次次“翻拍”的。

《隨園食單——不負好食光》,袁枚/著 許汝紘/編注 曹雲淇/繪,中國輕工業出版社,2020年7月版。(本文來自澎湃新聞,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“澎湃新聞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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